代号“玫瑰”

序言

以下资料摘自1953年越南谅山教会记录：

“Bà Lý Thục Chân, cựu y tá Bệnh viện Pháp tại Côn Minh, đến định cư tại Lạng Sơn cùng chồng là dược sĩ Nguyễn Văn Hải.”

译文：

“Lý Thục Chân女士，前昆明法国医院护士，定居谅山。其夫阮文海，药剂师，越籍。”

1. 费努伊神父

丽迪亚的博士论文是个我完全不熟悉的题材，单是题目就有些令人望而生畏：《重估殖民时期法国在昆明的医疗体系的性质和影响》，再加上我是在手机上读，就有些费劲。还好她论文中时不时提及一些和昆明有关的历史轶事，我看着有趣。至于这些轶事的学术意义，我就评论不了啦。

她的草稿中有一章提到一位名叫让·若瑟·费努伊（Jean-Joseph Fenouil）的法国传教士，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成员，人于1907年在昆明去世，其葬地至今下落不明。丽迪亚论文草稿中，对其生平有如下综述：

“让·若瑟·费努伊（1821–1907），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1821年11月18日出生于法国卡奥尔教区的鲁代勒（Rudelle）。1844年8月7日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并于1847年5月29日晋铎。1881年，年届59岁，册封云南宗座代牧，帖那都（Tenedus）领衔主教。同年12月27日在贡阳（Kong-yang）祝圣为主教。

费努伊自1881年起担任云南宗座代牧，直至1907年1月10日在云南府（今昆明）去世，毕生致力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清末天主教在云南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

丽迪亚之所以对费努伊感兴趣，化费了一些篇幅来讲他，原因是费努伊当年主持建造的一所教堂内，曾附设一处医疗服务机构。学界有人认为该机构可能与后来被当地人称为“甘美医院”的法式医院的创立有关，丽迪亚持反对意见。

我合上手机上的文字软件，关上手机，朝旅馆房间的角落丢了一眼。丽迪亚正在那张小桌子前坐着，只穿着内衣和胸罩，浓密的眉毛紧蹙，脑袋低垂，专注地伏在笔记本电脑前。

我从酒店床上翻身下地，仍只穿着内裤，走到窗前望出去。三月下旬的天，对面不远处是圆通山，颜色柔和而清新。公园的岩坡之外，几朵白云悠然飘在蔚蓝的午后天空中。

我走过去，轻轻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要不要出去走走？”我问，“你从中午就开始忙到现在了。”

她摇了摇头，却没有说话。我完全能理解。最近她的压力非常大。论文即将送交盲审，可她的草稿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润色，仍有几个空白之处尚未填补。截止日期迫在眉睫，她连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误。

“那我就自己去走走吧。”我说着，轻轻抚摸她裸露的肩膀，上面好几颗大黑痣，又无数小个的。我吻她一下，穿好衣服，朝门口走去。

2. 天主堂

亚朵酒店位于圆通街中段，马路那边斜对面就是圆通寺。正值樱花季，人行道南侧的一排樱花树开得正盛。都是举着手机照樱花的游人。

我走出酒店，在街边停下，掏出手机，打开丽迪亚论文，要看那张她附在论文里的老昆明地图。

地图上清楚地标着一个叫“天主堂”的地点，位置在圆通街，平政街，螺峰街，与高帝巷四条街形成的方形正中。

那不就等于说这座教堂就位于我住的酒店后方吗。我心想，这有什么难找的，等我一会看了，回来告诉丽迪亚，让她高兴。只要顺着圆通街我现在的位置，往东走一百来米，右转进平政街，再走几个街口，教堂应该就在右手边，至于建筑还在不在，有多少遗址还在，那是另一回事。

我照着街牌走进平政街，一直走，却没有发现任何教堂，也没有一栋像教堂的建筑。这就奇怪了，街牌总不会错。我沿着平政街走到底，到达螺峰街，右拐进去，继续走，但没找到高帝巷。虽然如此，但地图上的四条街已经找到了三条，要是有老建筑，跑不出这个范围去。但来回走了几遍之后，仍旧不见教堂的踪影。

我拦下几位年纪大，看起来像本地人的路人，问“天主堂在哪里？” 又给他们看那张老地图。都只是摇头，不知道哪里有这么个叫天主堂的。

我回头望了一眼我来时走的平政街。西北端的天，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心想，一座在地图上标得如此醒目的地方，不可能毫无缘由就不翼而飞。明天要是有空还得再来一趟。

回酒店之前，我在街边一家小咖啡馆买了一杯羽衣甘蓝牛油果奶茶，带回旅馆去给丽迪亚。

3. 与总领事合影

晚上丽迪亚和我谈起她第二天在一所本地大学组织的会议上要宣读的论文。会议的标题是《法国医疗影响的昆明遗产：殖民软实力还是人道主义服务？》。会议参加者中有若干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法国成都领事馆的负责人。

她一边反复修改论文，一边感到痛苦和精神上的极度疲惫。最后，筋疲力竭，她从桌边走过来，一头扑倒在床上。

“抱抱我，Shane，”她喃喃地说，浓密的黑发凌乱地盖了她半边脸。“我太累了。”

我伸出双臂将她搂进怀里。丽迪亚的身体热得像一座火山。

丽迪亚人体格壮实，肩宽腿圆，毛发浓密乌黑——一头浓密的黑发，上唇隐约有一层细细的汗毛，腋下的，柔软而茂盛。但是却全身晰白的肌肤。她让我想起某些意大利女人。

她是那种宁愿把事情藏在心里也不愿倾诉的人。遇到思路上的卡点——尤其是最近关于论文的难题——她宁可默不作声，自己挣扎，也不愿开口讨论。

做爱时，她的眼睛经常是闭着，到睁的大大的那分钟也不知看的是哪里——是我，还是我身后的虚空，晓不得。我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觉得如果有一天她眼睁睁看人，我一定会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

我常常在想，她到底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这些年她一直愿意和我在一起，毕竟，她很少征求我的意见。即使征求了，也从未因此改变过自己的看法。

即便是在性爱中呻吟，我也从未觉得她是在向我传递什么——关于她自己，关于我，或关于她的论文。那更像是一种释放，是她寻求内心真正平静的方式。

深夜，我们下楼去酒店一楼的招牌“午夜粥吧”，各自盛一碗粥，几样咸菜，在一个角落坐下。她又谈起第二天要讲的那篇论文。跟我说，她的观点有证据支撑，把法国医疗援助框定为殖民软实力的表现，是理解这座城市法国医疗遗产的恰当方式。

她说话时眼神明亮——那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才有的眼神。

4. 巴黎外方传教会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丽迪亚已经出门去参加会议了。她大概是打车去的，虽然会议地点骑个扫码单车也能到。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佛寺建筑群后方的山坡上，一座孤零零的中国传统式建筑沐浴在晨光中。我低头望向下面的圆通街——一辆洒水车正缓缓驶过，只有稀疏的车辆和行人

我从床边收捡起她的一件衬衫和一条内裤，又从地板上捡起几双袜子。她大概得很晚才会回来。

我又想起昨天没能找到的那座教堂，还是想再试一次。

我径直走向平政街。走到街中段一个位置时，我脚步放慢下来。这次我没有翻旧地图，而是打开高德地图——又查了百度。无论是用公交模式还是卫星模式，那三条前一天走过的街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样一看，老地图和新地图惊人的相似。你要是把高德地图重叠在丽迪亚论文里的那张老地图上，两者能一一对应得上。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今天的昆明医科大学平政校区，就坐在那座旧教堂的原址上。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整个人僵住了，心跳也开始加速。

医大的平政校区大门离我站的位置不过几步远。我怀着忐忑之心往前走去。校门口站着几个保安，我就这么进去时，也没人拦我。

心里是一片激动。我顺着最自然的路线往前走——拾阶而上那段宽阔的石阶，小山顶，山的顶端，是一栋六层高的教学楼。

到达小山顶，我在四周转了一圈。觉得很寻常的嘛。我有些失望。山顶就那一栋六层楼的建筑——前面是一个小花园，后面是篮球场，旁边是学生宿舍。要说这是一个大学校园的话，确实有点简陋。

要是这里从前有过一个教堂，如今可是根本看不到任何像是教堂遗迹的东西——没有墓地，没有神职人员居所，更不见所谓附设的学校或诊所。

就在这时，教学楼前的小花园里，一棵高大的棕榈树吸引了我的目光。树上挂着一块牌子。我走上前去。牌子是昆明市政府在2021年立的，上面写着：

加纳利海枣（Phoenix canariensis），树龄：170年以上。

这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教堂是在1883年开始修建的，而现在是2025年，那这棵树显然是在教堂动工之前就种下的。这可是个让人激动的线索。

我查了一下DeepSeek，问它昆明医大的平政校区有否可能是建在旧教堂遗址之上。DS 建议我验证三个线索：一棵老棕榈树、校门边的一棵银杏树、以及一段附近居民楼由原教堂砖石砌成的围墙。棕榈树和银杏树，DS 说都是在教堂修建前后种下的。

“一个找到了，两个还要找。” 我沿台阶原路往下走。在山脚门卫的小岗亭旁，我一眼认出一棵老树。一点没错，是棵银杏，庙里常见的。看来这棵树树龄极老，学校还在环树四周围支起了一圈金属支架来保护。那一刻，我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站在原地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转头望向山顶那栋教学楼，心中发怔，一阵欣喜，一阵惘然。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在不久前的过去，在如今那座混凝土建筑的原址上，曾伫立着一座天主教堂，一座清朝光绪年间动土，由让·若瑟·弗努依主教主持，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建造的教堂！先称天主堂，后被称为耶稣圣心堂，云南教区的主教座堂。

我注目凝视，觉得若是在傍晚，夜幕之下，看久了，医科大学的主楼，会渐渐隐退，薄雾中，教堂顶的十字，会若隐若现。

我等不及了，要把这一切告诉丽迪亚！

5 亚朵酒店

夜晚的圆通街宁静而迷人。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散去，街边在盛开的樱花树，摆脱了爱花人手机闪光镜头的打扰，又能重新呼吸。

我走进街角的一家 7-Eleven，挑了一瓶红酒，几盒杜蕾斯，一并放在柜台上。一边等待收银员扫码这些物品，一边拿出手机查看。丽迪亚还没回来。

我回到酒店，却没有立刻上五楼的房间，而是在大堂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一位服务员很快端来一杯茶。

等丽迪亚的工夫，我随手翻起酒店的宣传册。册子里有个讲述酒店名字由来的故事。据说旅馆创始人曾经造访过的一个偏远的云南山村。爱其名，拿来做生意，就传开了亚朵这个名字。故事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但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故事。至于我，则自己有另一番联想。第一次听到“亚朵”这个名字时，我脑子里立刻跳出的是英文“attour”——随即想起了乔叟《玫瑰传奇》里那几句著名的诗行：

“She was not of religioun
Nor I nell make mencioun
Nor of robe, nor of tresour
Of broche, neithir of hir riche attour.”

不知为何，这几句诗总让我想到丽迪亚，尽管我明明知道她与诗中人截然相反——前者慵懒，后者奋勇，一个爱尘世的浮华，另一个则是学人的素雅。

正当我沉浸于这些诗句的暇思时，丽迪亚高挑的身影出现在酒店前门。身着一套黑色正装，肩背挺直，浓黑的头发扎成马尾抛在脑后。我立起身，朝她走去。

6. 三张地图

出席那天的会议，让丽迪亚意识到她的论文草稿中关于“甘美医院” 起源的部分还需要作些修改。她原来一直认为甘美医院是殖民时期由法国政府出资建立的机构，并且与滇越铁路（Chemin de fer de l’Indochine au Yunnan）的建设有关；她还有另一个观点，那就是这家医院从一开始就在巡津街，也即医院现在的位置。然而，会上几位与会者对她的说法表示质疑。

能够参加一个重量级会议，又得与同行交流，让丽迪亚十分兴奋，与此同时，她又被同事的这些质疑搅得有些不安。

我和她靠在床头，被子踢到脚底下。我从床头柜上拿起酒杯递给她。她抿了一口。她乳头周围的深色乳晕衬得本就苍白的皮肤更显雪白。我看得出来，她的思绪已经重新回到论文上。离交稿截止只剩两天。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我问。

“我还是觉得我的论点站得住，”丽迪亚说，“但还有几条线索要去追。我明天要去省档案馆。”

她半起身越过我，想拿床头柜上的手机。我递给她。她滑开屏幕，开始翻找相册。我瞥见几张合照，其中一张是她和另一个人。

“这是我今天会上碰见的法国成都总领事，”她草草解释道，然后继续滑动，“我想给你看的是这几个照片。”

她把手机递给我。一张是手写的三张地图的档案馆馆藏地址。三张地图中，一张是1912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绘制的《昆明法租界与法属机构图》（Plan des concessions françaises et établissements à Kunming）；另一张是1937年由云南陆军测绘局出品的地图；第三张是1945年美国陆军地图局绘制的《昆明城市计划图》（Kunming City Plan）。

三张图都标有一个“平正街”，并标出街上的一个法属医疗机构。第一张将医院标注为“Hôpital Français”（“法国医院”）；第二张清楚地标出“甘美”二字；第三张美军地图则将该处称为“French Mission Hospital”（“法国传教士医院”）——再次暗示与天主教会的关联。

这些地图对丽迪亚的论点无疑构成挑战：如果甘美医院最初设在平正街，那么它现在所在的巡津街就不可能是原址。这直接动摇了她的论点——即甘美是由法国政府设立、资助，并自始至终设于现址。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档案馆就在本市——云南省档案馆（档案号 YNSA-1937-MAP-045）——只需一封介绍信即可现场查阅。丽迪亚在会议上已经办妥了所需介绍信。

我把手机还给她。

“明天会很忙。”她把头靠在我肩上，叹了口气，“我要去看那张地图，还得看看能不能远程查阅另外两件资料。希望不会再有别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了。我只剩两天时间了。”

她放下酒杯，从床上起身去浴室。

7. 档案号 YNSA-1937-MAP-045

第二天早上，我和丽迪亚骑扫码单车去省档案馆。全程只用了二十五分钟的车时间。临别前她说可能要在那里待一阵子，我便告诉她我会在城里四处走走看看。我吻了她一下，祝她好运。

看着她消失在档案馆正门背后时，我心里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趟行程可能只会让她失望。这个念头一来，我心里便来了一种压抑感，久久不散。

虽然我是个门外汉，但从她论文草稿里读到的内容，以及过去几天自己设法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她所反对的那个观点，其实是有相当强的证据支撑的——尽管或许不符合严格学术意义上的“证据”，如丽迪亚常挂在嘴边的话说的那样。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早期的传教工作在像昆明这样的地方，几乎从来不只是盖一座教堂而已。它几乎总是附带其他服务——学校、诊所、医院。所以，说甘美医院起初可能与传教活动有关，听起来并不那么不可思议。也许不是后来那所医院的全貌，但至少在它最初的形态上——无论是设施上还是人员方面——很可能是与教会有关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证据就在丽迪亚给我看过的一些档案照片里。特别是那张1937年由云南陆军测绘局绘制的地图，如果没有充分理由，是很难轻易否定的。图中“平正街”中段用中文标注为“甘美医院”，而下方较小的法文标注则写着“Hôpital Français”。这强烈暗示，甘美医院如今所在的巡津街并非其原始位置。

换句话说，甘美医院的起源——即便不是名字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与教会的地块有关，那块费努伊主教在其上兴建教堂的地块。也许甘美医院的起源更多是宗教力量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法国殖民政府的政策所致？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知道丽迪亚大概不会愿意听。

时间还早。我突然很想亲自去巡津街上的甘美医院看看。

8. 我看见盘龙江慵懒的流过

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昆明这座城市在过去曾有过城墙和护城河。旧日护城河的东段，便借用的今日的盘龙江。河水源自白沙河，流经昆明城，最终注入滇池——过去如此，今日亦然。

如今，甘美医院的官方名称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尽管已经扩建成一座在各方面都堪称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但它的心脏依旧坐落在原甘美医院的旧址之上。

离江不远处，有一片老树林。树林掩映中，伫立着一座旧车站——当年的火车南站，法方修建的滇越铁路在中国境内的终点站。老车站的主体建筑至今仍在，如今被改建成一家高档餐厅。车站旁边，一小段米轨铁道作为纪念被保留下来，带着些许怀旧的意味。

站在盘龙江的城内岸边，一侧是崭新而时尚的医院大楼，另一侧则是仍保留着旧日肌理的江岸，我心中慨然。时间的流逝如此强烈又悄然无声。城市在进步，但旧世界的痕迹，仍隐匿在那些无人打扰的角落里。

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甘美医院的老照片，大约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还有一张当年医院职工的合影。

我很想知道那张集体照里医护人员身后的建筑是否还在。就去找了一下。很容易就找到了。入口处的牌子上写的有“图书馆”几个字，但看不出来有图书馆的意思，那个楼倒是自己像个博物馆。

几十年的风雨与人生已将石阶磨得光滑发白。我一步步缓缓走上去，仿佛怕惊醒还在往昔时光里沉睡的人。紧闭的门扉，空旷的走廊。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在楼梯口，正当我准备继续往上走时，我注意到旁边有一条更窄的楼梯通向下方——像是通往地窖的入口。我犹豫了一下，随后继续往上走。

9. 白蕃特医生

在我看到的那张医院集体合影的扫描件上，有一位身材高瘦、站在照片正中央的白人男子。他的身旁，有人手写了“白蕃特”三个大字，胸口处还被人画了一个叉。

“白蕃特医生生平纪要（据法国、越南及中国档案汇编）

Dr. Louis Beffante（1902–1987）

路易·白蕃特出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一个意大利裔家庭（原姓 Buffanti），接受热带医学训练，早年便凭借一篇关于北非疟疾的论文获得巴黎医学院奖项。

他在亚洲生活和工作了二十余年，最初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了越南第一家寄生虫实验室，并与著名的鼠疫研究者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合作，战时还曾救治过盟军战俘。1946年，他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前往昆明，担任甘美医院院长。在任期间，他引入 DDT 防治疟疾，并主导麻风病治疗项目——直到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逼迫他作出抉择。

他拒绝将医院交由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接管，最终于1952年与两位中国护士一同逃离中国。撤离时带走了部分医疗记录。三人在途中一度被越盟游击队俘获，后以黄金赎身获释。

白蕃特晚年居于马赛与科西嘉岛，开设免费诊所服务移民，并记录自己在甘美医院时期治疗鸦片成瘾的相关经验。他于1987年去世，墓碑上镌刻有“仁心”二字，以纪念与他一同逃出的那两位中国护士的心愿。”

丽迪亚对白蕃特的评价我感觉有些苛刻，但与她整篇论文的主旨相当一贯。“你能怎么办呢，”我对自己说。“丽迪亚就是那样性格的人。”

10. 两个护士，一个医生

才没有半天时间，我就已经开始想丽迪亚了——想得厉害。她电话才一打过来，我就手机上抢了第一辆应召的出租车，赶回了省档案馆。

丽迪亚已经在外面了，就站在档案馆正门外的街上。一只手搭在肩包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也许是因为她总比同龄女性高出一些，又或者因为她的肩膀不如别的女性，没有那种柔和的曲线。也许是她的步态，或是她体态的那种微微的生硬。不论是什么吧，她是那种你爱不爱看都会注意到的人——不是因为她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她不太融入。还有那种不紧不慢、略显困惑的神情——我总是把那种神情与她联系在一起。

我下了出租车，走上前轻轻抱了她一下。我们随意并肩走着，没想去哪儿。但走了一段，她停了下来。

“Shane，我好饿呀。”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街角有家 7-Eleven。我们买了个三明治，一瓶水，拿到附近公园吃。草地上有小孩子在踢球。

我跟她说了我去甘美医院的事。她听着没什么特别反应，这我能理解。关于那地方她论文里写了一整章，我说什么她大概都知道的。那张医护人员合照她也熟悉。此刻真正困扰她的，是她今天在档案馆里看到的那张地图。尽管如此，她还是坚信自己的理论能站得住脚。

她说，一张地图上有“甘美”字样，写在标为平政街的某地，并不能说明什么——不能光靠名字来判断，时代环境更重要。一个像上世纪四十年代甘美医院那样规模的医院，院长不是由教会任命，而是由政府或政府背景机构指派，这只有一个解释：这医院确实是政府办的。我觉得她讲得挺有道理。

她说话时，孩子们的球滚了过来。我捡起球，给他们扔了回去。

当晚回到酒店后，她立刻坐下来继续工作。她白天查到的那些档案材料提出了不少问题，必须在提交前处理掉——哪怕只是作为预防措施——好封堵那些可能的反对意见。

我坐在床上，不知干什么好。突然想起那张合照，又起了再看一眼的念头。丽迪亚在她写的白蕃特医生生平摘要中，提到白蕃特在 1952 年“带着两名中国护士逃离中国”。我在想，那两个护士会不会也在那张合照中。

我打开手机相册细看。前排里，白蕃特身边有个女人，但此人年纪看起来较大，而且照片里很难辨认她的种族。照片后面两排的女护士，看着像是低级护理人员，不太像是撤离时可能会被选中带走的。

但就在白蕃特右边，第二、第三排的位置上，站着两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中国女子——不同于后排那些穿白制服的护士。为什么她们站得离他那么近，而其他女护士却站在后排？黑袍是不是表示她们职位较高，或者暗示她们与教会有特殊关系？

丽迪亚正忙着修改论文，没有功夫理我。我一边看照片，一边上网查找。结果还真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在法国外交部南特档案馆（Fonds de Nantes）保存的一份法文文件中，有一份标题为《Rapatriement du personnel médical français, Yunnan 1952》，上面写着：

“Dr. Beffante quitte Kunming le 15/04/1952 via Hanoi, avec 2 caisses d’archives médicales.”

译为中文是：

“Beffante 于 1952 年 4 月 15 日离开昆明，经河内，携带两箱医疗档案。”

另有资料暗示有一张临行前的“告别合影”，据说存于越南国家档案馆。据传拍摄于 1952 年撤离前。照片我没找到，只查到越南国家档案馆档案 TTLTQG-III 对这张照片的描述：

“1952年4月，昆明法医院员工在红河码头告别。

从左数第三位：Beffante，手持一根手杖。

最右：李淑贞，怀抱一本法文圣经。

次右：张惠芳，手提一个医疗箱（内有医院公章）。”

这些材料让我着迷。看完了，还想多找些来看，想知道下文。我禁不住想，丽迪亚为什么在她论文中对此一点没提？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一副神情专注的样子。她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不把这些事情写进去。毕竟，她才是专家。我决定不拿这些事去打扰她。

11. 莉迪亚的大日子

第二天是丽迪亚的最后一天。她必须在午夜之前提交论文草稿，进入匿名评审程序。我们整天窝在酒店房间里，哪儿也没去。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丽迪亚已经对可能的反对意见想好了回应，并将其整合进了论文草稿中。读起来很流畅，我也觉得确实起到了减轻那三张地图冲击力的作用。

午饭时间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到了傍晚，丽迪亚又开始自我怀疑，再次动摇，一直说论文修改没有搞好，情绪低落。可能都是因为过度疲劳和压力所致。我劝她休息一下，出去走走也好。她不肯，但走过来让我抱抱她。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站起身，回到了写字台前。

我站在窗边。西边的天是一片灿烂的暮色。我看着夕阳西落。但不久，就连晚霞也褪去了。这一天便要终结了。

“丽迪亚，”我说，“其实不用卡到午夜整点。早几小时交也没关系。你已经准备好了。”

她起初没理会，眼睛还盯着电脑屏幕。我走到她身边。她在反复上下滑动着论文草稿，一页又一页地来回翻。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她问，明明知道已经到了该上传并点击“提交”的时候，却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最后的肯定。“你觉得我准备好了吗？”

“是的，丽迪亚，”我说，“你早就准备好了。把文件上传，然后点击提交。”

最后她心一横，也就那么做了——虽然是心在喉咙里，手指在发颤。但她还是做了。

就这样，苦难的日子结束了。

12. 业余史家

我不做学问，也不是做学问的人。你拿本书来给我念，要是里面没有故事，又没有插图，一会就睡着了。所以对专家教授们做研究的径路，不能理解之处很多。就拿我家的丽迪亚来说吧，她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好多的观点，又搜来大量的资料，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却省略了不少像我这样的外行人觉得有趣的细节。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而过。

自从她提交论文，好几天已经过去了。她现在谈起那些曾经反复思索的论证，备受煎熬搜集来的材料，好像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仿佛整篇论文已被抛在身后。着急去找别的题目做。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她笑得多了，也变得开朗了。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认识一个新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我过去未曾见过的她。

现在的问题倒成了我这边。丽迪亚松了口气，而我却又不想放手了。感觉真正的故事还没有讲出来，觉得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有些她在论文中没有探索的内容，其实十分值得深入追踪——比如说白蕃特那两位护士的真实故事。她们后来怎样了？法国医生自己跑回他的法国后，被抛弃在他乡异国的她们是怎样的命运？

说起来有点好笑：就在丽迪亚准备忘记那个耗费了她五年心血的课题时，我却渐渐被它吸引进去。

凭着好奇和一点运气，我收集到了足够的材料，为其中一位护士拼凑出了一篇简短的传记。我把它拿给丽迪亚看。她说我写得不错，当故事读可以，但不是学术研究，因为没有观点。我觉得她的话一针见血，观点哪天再加上去。

以下就是我当时给她看的那篇关于那两位护士之一的故事，尽我所能整理出的版本。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史家——不是像丽迪亚那样的专业历史家，而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篇文章，写的时候得到很多快乐，也体验到不少忧伤。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作品了。若你愿意，亲爱的读者，请像 Emily Dickinson 说的那样, “judge tenderly of me!”

李淑贞——代号“玫瑰”

在改名换姓、护照盖上异国印章之前，李淑贞不过是昆明甘美医院走廊里那个穿着白色护士裙、说着法语的高个女孩。她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确切年份无人记录。1948年，二十刚出头的她，已熟练掌握妇产缝合技术，也说得一口很好的日常法语，令医院新任院长路易·白蕃特印象深刻。他在1948年4月15日录用了她，并在档案中写道她“动作麻利、处事果断、语言流畅”。

那几年，昆明是军队与瘟疫交错之地。1950年，一波强烈的疟疾袭来，奎宁告罄。李护士另辟蹊径——用酒精浸湿棉花，敷在孩子的手腕与额头上降温。这种做法常常奏效，使她在《云南医学技术汇编》中留名，也赢得了白蕃特的尊重。到1951年，她已被授予保管医院鸦片药柜钥匙的权限——据记录，“在修女监督之下”发放。

可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重。美方情报档案称：“护士李（代号‘玫瑰’）定期向法国领事馆提供医疗物资清单。”或许她在协助法方，也可能只是翻译表格。无论如何，她最终被选为跟随白蕃特撤出中国的两名护士之一。

她们从老街越境，经河内抵达圣保罗医院。在那里，李淑贞成为“黎淑貞”，嫁给一位温和寡言的越南药剂师阮文海，试图重新缝合人生。她在法越医院培训助产士，直到1956年因“跨国资质纠纷”被吊销执业资格。自那以后，官方档案变得稀少——只在《美军橙剂受害者名册》中留下几行令人压抑的记录：“黎淑貞，前中国籍助产士，肝癌，1968年，约43岁。”

连死亡也未能终结流言。法国军事档案将她列为“情报提供人”；越南安全局称其“受持续监控”；1960年的一份中国报告则称其“案情待查”。河内街坊的记忆却更温柔些：一位年长邻居记得，“那位夜里烧信的中国女人。”

一些小小的遗物让她的故事仍有呼吸。一把刻有“LB à SZ 1951” (“LB赠淑贞,1951”) 的镀金钳子陈列在《战争遗迹博物馆》的玻璃柜中。红河码头的一张黑白照片中，她抱着一本法文圣经，准备登船，白蕃特在几步之外，手拄拐杖。而在胡志明市的某个抽屉里，一个名叫阮路易的中年人至今仍保留着他昆明祖母那张已经发黄的护士证书。

【作者附注 1】在我想象中，她总随身携带一枚昆明的银杏叶——叶脉晕染着法国国旗的颜色——那是她在两个不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中唯一的私密遗物。一个被历史碾碎的女子，理应得到的，不止是档案里的一行字；她应得到故事的呼吸、记忆的酸楚，和红河边永诀的哀伤。

【作者附注 2】我心里始终认定，站在白蕃特右手边的那个年轻女子是李淑贞，站在他身后那位是张惠芳。没人能改变我的这个信念——丽迪亚不能，你也不能。

【作者附注 3】护士张惠芳生平待补。

尾声

我和丽迪亚离开昆明后，各自回到工作中，忙碌起来。与此同时，她的论文顺利通过了盲审。不久之后，她成功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一所 8507 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我们的联系渐渐变少，终至于无。但我仍对她心怀感激——感谢她曾与我共享人生的一段旅程，也感谢她带我踏上了一段历史和思想之旅，让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