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哎，从前，autrefois，多年以前，many years ago，有一回， il y a bien des années, un jour，初夏时节，我从地质局在路南的地质干校回昆明，站在尘土飞扬的村路边等长途公共车。背直直的站着，手里捏着一本已经读了好几个月的书，身上穿着已经穿了好几天的衣服，皮鞋后跟上的钉子马掌，还是上次回城，让街边的浙江女鞋匠敲上的。头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恐怕也有好几个月没有理过了。二十刚出头的男生，已经不是少年，然而又不是大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人生活在彩云端，满脑子的遐想，天上人间，中国外国。数不清的思想，没有几样有逻辑性，无数的图画，没有几样跟我面前的现实有关系。回头没有历史，因为人生刚开始，往前瞻望，没有未来，因为是个只会专注当下此时的人。唉，如此而已。我要是一个女的，即使是如今的篓底橙那种，绝对不嫁这个男的，我要等到我三十七岁了，才找男朋友，而且要一个比我老的，姓秦，名始皇，焚书坑儒，统一度量衡，把我老妈气死。
那个停靠站，叫北大村，就是现今的 G209 和 G324 国道相接的地方。当时叫滇东公路。车从昆明来，过这里，经陆良，去两广，坐上郑和的船，飘洋渡海，去新马泰，说客家话，吃咖喱饭。
没有停车牌，没有路标。路旁有几间村舍茅房，几棵洋草果树，树干上是晒干了的红泥浆。要是夏天，等车的人，身上也是红泥浆。你要是顺滇西公路往西走，到了个旧，等车的人身上，就都是紫泥浆，不是红的了。你要是再往下，到了湄公河，那你身上就什么颜色的泥浆都有了，因为你浑身都是湿的了。
等车的时间，一辆快散架子，50年代的美国卡迪拉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好像拉着一个什么重要的客人，或是省政府里的公子哥儿，也有可能。车从公路上下一个田间小道，要去什么地方。路边站着几个村里游手好闲的人，司机问路时，我听他们跟那个司机说，“你的底盘太低，可能不好开。”
我心里想，这几个是什么狗屁人，又怎么会知道底盘是个什么东西。正在这个时候，长途公共车就到了。就是车顶上有行李架，车身刷成让人伤心的灰黄色的那种。就是那种把你和亲人撕开，或者是带你去看久别的亲人，或者带你一个人去坐车，不知道要带你去哪里的那种。让人伤心落泪的颜色。也就是夏天的雨。刚下下来，一会儿又没了。但是最好雨不要来，不然红泥浆又要溅到身上了。
我赶快上车，别的几个等车的，害怕红泥浆溅到身上的，也赶快上车。赶快抓紧扶手。你要是不赶快点，你就没有时间伤心了。你要么就得在北大村等一个货车。或者走路再回干校，第二天再回来等车。伤心好几回。伤心完了，你一读书，又什么都忘了。所以那个眼泪和伤心，都是不值一分钱的。唉，一个大男人，说什么伤心流泪，不脸红吗？不会去学习一下人家杨振宁，也去拿个诺贝尔奖什么的，或者像陈景润，顶天立地，攀登科学高峰，一考试都是一百分，攀不上，就自己撒泡尿，在里面溺死算了，省得死皮赖脸活着，给国家丢银现脸。真丢银呀！
上车的乘客，都是路美邑的乡下人——少数民族，彝族，撒尼族。个个都长得像少数民族，女的怎么看都长得像杨丽坤。你去石林旅游见的当地人，都是他们一样的。
途经的地方，都是我熟悉的彝族人的村寨：北大村，支锅石，雷打坡，巴江，弯腰山。要好几个小时，才会到昆明。说是昆明，其实就是官渡，大板桥，小板桥，辫子长，辫子短。
上车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中年妇女。两个人上了车，坐在车前头。我坐在车后头。年长的那个个子矮，应该是妈妈，可是精神气质上，却更像个阿嬷。年轻的那个，端庄少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含蓄素质。妈妈一路上，双眼一眨不眨，一直看着她的女孩，满脸都是崇仰的神情。那个年轻女孩虽然着汉服，却有一个小翘鼻子，一双一眨一眨害羞的眼，纤细的长发一卷一卷盘在头上。不像一个汉族人，像是石林这里的彝族，像路美邑人，像阿诗玛，像阿哥阿妹电影里，唱山歌的姑娘。云南弥渡山歌里唱：
山对山来崖对崖，
蜜蜂采花顺山来。
蜜蜂本为采花死，
梁山伯为祝英台。
山对山来崖对崖，
小河隔着过不来。
哥抬石头妹兜土，
花桥造起走过來。
弥渡不是路美邑，可是弥渡是彝族，路美邑也是。所以说起来，有什么区别？
2
到了下午，长途客车驶入昆明西站客运站。乘客开始下车，没有行李的，直接走人，有行李的，站在车边，等司机从车顶上下行李。
那个时候的西站，除了地方大，也就跟我上车的北大村站没有多大区别，也是尘土飞扬，路边的洋草果树，浑身都是晒干的红泥浆。可是耶，你不要小看这个西站。它是昆明通往滇西和泰、缅的重要枢纽，二战以前就已经是客运和货运的中心。不信找一张老地图去看看。再有了，它的旁边就是省立虹山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昆一中，杨振宁和熊庆来的母校，闻一多、吴晗执教过的地方，还不用说麻雀、燕子、阿䔒她妈之类的著名飞禽了。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看到母女两下车，我也赶快下车，好去跟他们讲话。不然转眼人走了，就再也找不着了。大部分时候都是跟她妈妈讲话。但是那个妈妈一点自信心也没有。每次跟我说一句话，她都要回头去看一下女儿，好像没有她的许可，自己就不能说话一样。
我问阿妈，她叫什么名字？
“阿霞，你告诉这位哥哥，名字叫什么。”
我问阿妈，明天要来你家看阿霞，你们家住哪里？
“阿霞，你告诉这位哥哥，家住哪里。”
她名叫阿霞·依婼，家住虹山。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二十岁年轻人会有的甜蜜感觉。
“阿霞·依婼，阿霞·依婼，”我使劲重复这个名字，生怕我记不住。“这么可爱的名字！” 不知道她和阿诗玛是什么关系，是阿诗玛的小妹吗？阿诗玛的名字，汉族人历来都把人家写错了。人家是姓诗，然后“玛”在彝族话里是姑娘的意思，阿诗玛，就是阿诗家的那个女孩的意思。哦哦哦，要是仿这种的话，阿霞·依婼的意思就是阿霞家的那个姑娘。眉眉三，哪个会想到这个去！
3
我从西站顺环城路步行去昆明瓶酒厂，地点在西坝，在人民东路尽头。我中学的好友，毕业后在那个酒厂工作。我在车间里找到他。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就坐在那里等他。到处都是噪音，到处都是发酵粉味。闻起来像酸面包。
晚上我住他们宿舍。两人很久不见，钻到被窝里面，有说不完的话。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告诉他。说了大半夜的话还没说完。那个宿舍里还有别人，都已呼呼入睡。我跟他讲，我在北大村路边等车。我手里提着的行李箱，里面有几本书，是给你的。一本叫《都柏林人》，一本叫《鲁拜集》，一本叫《约克纳帕塔法》。我跟他讲，公路边的树，树干上都是晒干了的的红泥巴。我跟他讲汽车途经的彝族村寨：北大村，烧人场，馬见山，石喃喃。
我跟他讲，我碰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美丽又神奇。名字叫阿霞·依婼，说不定是阿诗玛的妹妹。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叫阿霞，另一个叫阿诗。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段玉裁《说文解字补注》上说，诗、霞，一音之转也，一为舌音一为牙音。我的朋友使劲点头，十分赞同。她有小小的，翘着的鼻子，盘在头上纤细的秀发，白皙的肌肤，天使一样的神情。我跟他讲，我对她，心里充满了爱心。
虽然是我在讲，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好像不是我在说，而是在听别的一个人，刚读完一本好书，在给我们讲书中说的天上神奇的事情——夜空里，星星一眨一眨的眼，转瞬即逝的流星，星空里不落的银河。路南。石林。路美邑。阿诗·玛。阿霞·依婼。眉眉三，一晚不有好好睡觉，早晨起来，头昏成哪样克！
4
每次周末从路南地质干校回昆明，我都去西站虹山看阿霞·依婼。我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好像是中学毕业才几年。从来没想过，所以也从来没想到要问。
我要是上午去她家，下午才走；我要是下午去，就一直到晚上，和她全家吃完晚饭才走。我好像这辈子都有点傻。脑子里少几个螺丝。我坐在人家里，又吃又喝，感觉好像我坐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想过别人是不是欢迎我，是不是烦我。
每次吃完晚饭，我敬他父亲一支香烟，他递给我一杯茶，然后就聊天。聊些什么，都记不得了。我是透明的人，她爸爸是成年人。我现在想想，他看我，可能就是和看三岁小孩差不多。
他的话不多。我至今也不了解她爸爸。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出来，我嘴里说出来的，都是心里想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隐藏，所以也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其实像这些，根本没有过过我的脑子。我就是喜欢依婼，喜欢她和睦的家庭。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我和她父亲说话的时候，依婼和她母亲在一边做什么，我忘了，也许是看电视，也许在做钩针，或者别的什么事情，总之是不记得了。大概就是在做毛线。在我觉得，那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不就是我和她爸爸坐在那里，喝茶抽烟，他们妇道人家，两个都是我们喜欢的，做她们自己的事情吗？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有一天晚上，天晚了，依婼的父亲送我去西站坐班车。他们家门口当时在搞建筑。地上挖了一个大壕沟。天黑，我没有注意到，一下掉里面去了。人一眨眼就不见了。依婼的父亲听到响声，转身回来，朝深沟里瞧一瞧，脸上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大概他也觉得这事有点滑稽。一句话没说，伸出一只有力的手，示意让我抓住，只一下就把我从坑里头拽出来。我当时也没有感觉不好意思，只是觉得他好有劲，好沉稳，好成熟。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每想到这个小意外，我就想，阿霞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5
除了去看阿霞家的女孩，那些日子里我还去哪里？东风西路上，歌剧院对面，有一家咖啡馆。另外有一家咖啡店，是南来盛吧？在别的一个什么街上，我得想一想那个街的名字叫什么。我在西坝瓶酒厂的朋友对昆明很熟悉，知道哪里有越南咖啡，哪里有法式甜点。哪天去问他。
每次回城，就去看依婼。白天她父母都不在家，她有一个小妹妹，上小学的，在学校，也不在家。我坐在沙发上，她坐在我对面，在绣花什么的。我给她讲我读的书，我的梦想。她也不怎么打断我，就是特别安静的坐在那里。她听我讲话的那个神情，让我想起她的父亲。我满脑子都是书里看来的东西，我跟她讲我在读的书。要是有喜欢的，我也给她推荐。
有一天去，她刚读了一本我给她的书。海明威的《战地春梦》。讲的是一个美国大兵去欧洲参加一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粉碎了他对人类的美好梦想，所以感觉幻灭，所以战后和一个女朋友在欧洲游荡，冬天在被战争毁坏的城市街道上买炒栗子吃。第二天我去看她，她问我：“书看了。但是有些事情不明白。比方说，书里的他们好像也没有工作，但是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知他们哪里来的钱，可以这里走走，那里走走？” 我怔了一下，这是个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的问题。书里的主人公和他的女友，一会去吃炒栗子，一会儿去喝酒，到处游荡。可是书里从来没讲过他们的生活来源从哪里来。她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想过。阿霞是个女孩，想事情比我现实。我像个风筝，要去天上飞，但是需要一根绳子给她拉着我，不然风会把我吹跑了。
6
我在干校半年后，人事调动，省局要我去滇西北的地质队上工作。出发前一天，我去依婼家找她，约好去上街。
差不多要从她家出门时，有人来敲门。她去开门，是她家的女邻居。那个邻居不知道我在她家。我很不希望她进来，因为家里就是我和依婼两人，她要是进来了，也许会到处瞎说，给阿霞添麻烦。
两人先是站在门外聊闲天，随后邻居就邀她一起去进城逛商店。她在那里推辞。但女邻居特别执著，死活要邀她一起去。我觉得很有趣，又有些局促不安，担心阿霞为了推辞，开始编瞎话，或者说出言不由衷的言辞。我不愿意，是怕留下阴影，有污她在我心里的形象。让我吃惊的是，一个人在她处境里没办法会强找的借口，我一句也没有听到她说。我想，下句可能就是了，也许就是再下一句了。但我以为迟早会听到的话，她一句也没有说。始终就是她在走廊里柔声柔气的声音，“不克啦，今天不克了，改天克吧。”
美国这边法庭上把阿霞的所为，叫做 “withholding truth”（知道真情不主动说出来”），这和 “lying” （“撒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我如释重负。依婼没撒谎，只是知情不说。
后来去城里的路上，我感慨说，“你这位邻居好执着呀！” 她笑笑说，“她是个好朋友。” 我逗她说，“你知情不说，” 她腼腆一笑。
逛街的时候，她问我要去的新地方有多远。我说，从昆明，过你们老家路南，师宗那个方向。是去学校教书，恐怕一学期才会回来一次。她听了，也没有说什么。
当年南屏街上有所电影院，专放映期过了的老电影。那天有个午场，是个罗马尼亚电影，名字叫什么忘了，讲的是一个电线工。有一次下暴风雪，电线都吹断了，城里断了电。领导派人去修理。他在山里走，一处一处去，把风雪压断的电线接好。电影结束的镜头，是他在空中，在最后一棵需要修理的电线杆顶端。电线修理完毕的那一霎，远方的城市忽然之间由黑暗转为万家灯火。而他，头发，胡子，眉毛，衣服上都盖满了白雪。已经冻成了一个雪人一样。
我觉得这个电影特别感人。坐在黑暗中，嗓子里酸了好几回。我侧头看了看依婼，想要知道她是不是也受感动。她脸上没有表情，只是一丝淡淡的茫然样。
7
次日出发，乘车先去干校，住一晚，第二天再带着行李，搭车去滇西北的地质队。
是十二月底。我在北大村站下车时，天就快黑了，天上飘着雪花。我穿着我的旧皮鞋，身上穿着我的掉了好几个纽扣的草绿色军大衣。上一次大衣的纽扣丢了，是北京王府井一家商店的美丽女店员注意到的，看着我可怜，给我一颗针，几根线，在店里当时缝上的。三年过去了，纽扣又都丢了。
从公路到地质干校有五公里，都是土路。去过石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土路是什么样子，没有大山，没有平川，就是红土丘陵。东一处，西一处，地上站着若干风化的岩石，像山野里的蘑菇一样。这些蘑菇要是再多一点，又长大了，那就是另外一个石林，那如今的那个石林，你旅游去过，又介绍给朋友去的地方，钱就没有那么好赚啦，因为有了一个竞争者。
很快天就黑了，雪花越来越多，在夜风中起舞。我先是想起阿霞·依婼，想起电影院里她沉静的眼神，小小的身形。然后肚子有些饿，想起她家的村子。就在这附近不远，名字不是舍波，就是者白，或是矣唯哨。我去过的，拜见过她父方的祖母。她家人可能会给我整个粑粑吃，或者烧包包谷给我嚼嚼。
再后来，我在土路上走了一阵后，心想：要是一个人会单独在山岭中大雪天夜里走路，想必是个英雄人物，铁人王进喜，英雄王成一样的。这么想着，就想起头天在城里看的罗马尼亚电影。心中想象我是那个罗马尼亚电线工，名字叫巴布·齐奥塞斯库，要不就是拉都·伊里奇斯库。我一边走，一边抬头四处看，一心想找路边被风雪吹断了的电线，我好爬上去修理修理。
走了一会儿，又想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译本一共四册，我才读完前三册。第四卷读了一半，书还在地质干校我的桌子上敞开着。安德烈，娜塔莎，博罗丁诺战役，俄罗斯的广阔土地，埋葬了拿破仑的军队的冰天雪地。我抬头看看夜空，到处都是雪花。看来书上说的还的确是真的。
我走着走着，感觉饥饿又来了。有时觉得很冷，大部分时候没有感觉。为什么我会挑一个下雪天回来，为什么又是坐这么晚的一个车，天黑才到这里。车也好像不是长途公车，而是一个卡车，大概是什么好心人把我捎带过来的。
走着走着，我想唱一个歌，但是一个也想不起来，倒是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死者》。想起了这个短篇的最后两个段落：
It had begun to snow again. He watched sleepily the flakes, silver and dark, falling obliquely against the lamplight. The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set out on his journey westward.
Yes, the newspapers were right: snow was general all over Ireland. It was falling on every part of the dark central plain, on the treeless hills, falling softly upon the Bog of Allen and, farther westward, softly falling into the dark mutinous Shannon waves. It was falling, too, upon every part of the lonely churchyard on the hill where Michael Furey lay buried. It lay thickly drifted on the crooked crosses and headstones, on the spears of the little gate, on the barren thorns. His soul swooned slowly as he heard the snow falling faintly through the universe and faintly falling, 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 upon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雪又下起来了。他看着那些银白与昏暗的雪片，斜斜地飘落在灯光之中。是西行的时候了。
报上说得没错：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幽暗的中部平原上，落在无树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泽上，更向西，轻轻飘落在香浓河的恶浪上。雪落在那座孤寂的山丘墓地上——迈克尔·弗瑞的坟就在那儿。厚厚的雪堆积在弯曲的十字架与墓碑上，堆在小门的铁尖上，也堆在光秃的荆棘上。当他听见雪在宇宙中微微飘落、又微微飘落时，他的灵魂缓缓消融——那雪的降落，仿佛他们最终的归宿，飘落在一切生者与死者之上。”
正当我口中念念有词之际，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小山顶端。远方漆黑的夜幕中，我见有灯火闪烁。我意识到，我到家了！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欣喜。马上就要到家了——虽然只是一个过客的家。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饑饿，忘记了疲惫。在我心中，我看见了我的房间，房间里的温暖，桌上孤灯的柔和与光明。我还没有念完的《战争与和平》，还敞开在桌上，在等我。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双腿就开跑了。我跑呀跑。雪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脸上。雪花埋没了我刚走过的脚印。埋没了我眼前的山路。在我的想像里，我是那个罗马尼亚电影里修电线的英雄。我僵立在电杆顶端。都是因为我，所以依婼他们家才有光明，都是因为我，人间才有万家灯火。我这么一想，我的眼睛就湿了，流下的泪，挂在我的睫毛上。雪花和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变成了夜空里数不清的，闪烁的星星。
我如今想想，觉得年轻时真傻。
Yego’s Chronic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