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洋草果树


1

就有那么一刻,转瞬之间,一切落入沉寂——风骤止,湖面平静如镜,高高的洋草果树静立不动。静寂里,耳中仿佛听见了什么——一声轻微的响动,或许是一声哭泣。但来之无影,去也无踪,犹如从未发生。天高且远,云疏而淡。远方,山与湖相接之处,一抹薄雾。

他取出腋下夹着的牛皮纸信封,从中取出一叶纸。一张铅笔素描。纸张发黄起皱,边角破损,已无原作碳铅的新润。

一幅素描。三十年前发现女尸的地点。素描作者的位置,无疑就是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湖水的深度,三十年来没有变过。水深齐膝。为什么选择站在水中做这幅素描?想不出有什么道理。

难以想象,三十年前七月的一个下午,如今这片荒凉的湖滩上,曾聚集了近八十名吵吵嚷嚷,身穿泳装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这个沙滩上,当天曾经红旗招展;湖岸边这些树干上,曾经悬挂着无数横幅,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

谁又会想到,庆祝活动的第二天下午,又会在这里发现一具少女的尸体。“那个久远以前永久的下午。”他自言自语。

他涉过齐膝的浅水,缓步走向湖岸边最近的一片洋草果树林。人在右边的第三棵树前停下。从牛皮纸信封中取出另一张纸——一页像是从口袋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字迹潦草,显然是记录者匆忙写下的。上面写着:

“女尸一具,初中年龄,半没于稻田边灌溉渠。”

湖岸及周围的景象这么多年几乎未曾改变,笔记中的描述与眼前的景象一一对应,准确得令人惊讶。

很快,风又吹起来了。湖面泛起涟漪,草果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他拉紧了制服的衣领,最后看了一眼那三棵树旁的水沟,随即转身,朝停放摩托车的土路走去。


2

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翻阅这个案卷了。总共就是五页纸:两页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敲出的案情简报,三张有手写文字的信笺纸。钢笔字在纸上已晕成蓝色墨渍。底部盖着“革命领导小组”的印章,颜色也早已褪成暗褐色。除此之外,案卷中还有两幅铅笔素描:一幅画的是他当天下午才去过的湖岸,另一幅是未完成的素描,绘的是一只戴玉镯的手,纤弱细小,明显是一个女子的手。七张纸,这就是整起刑事案的全部案卷材料。

他喝口茶,将杯子放回桌上。旁边是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处是两个蓝黑墨水写的字:“绝密”,日期为 1968 年7月16日。档案袋背面有钢印痕迹——那是当年军管会专用的封缄。

这个陈年积压案的发现纯属偶然。就在一周前,县公安局搬出了那栋蜗居了三十多年的苏式老楼,搬进了政府机构改革后新建成的五层办公楼。搬迁当天,从那个被称为“档案室”的老旧地库里翻出了大量尘封的旧资料,其中就有这份档案。本应该在1982年档案清理时就销毁掉的材料,不知为何得以幸存下来。去问档案室,也没人能解释其中缘由。

窗外,雨幕之后,新落成的五层办公楼在铝合金窗框的冷光映照下闪闪发亮。他凝视着手中这份诞生于自己刚上小学那会儿的案卷,感觉后颈上一阵凉意袭来。


3

起草此案卷的办案人员是县公安局军管会一位成员。此人中校军衔,当时职务为政教员。案卷中的所有文件上都有他的签名,唯独两幅铅笔素描未署名,也无日期。打印稿和手写稿在内容上大体一致,但在个别措辞上略有不同。很可能是打印报告的人以手写稿为基础进行整理。两者结合起来,勾勒出一起谋杀案的简要描述:

“日期:1968年7月16日。地点:湖岸。死者:女性。年龄:约在13至16岁之间。死因:待定。颈部有勒痕,不能确认为致命原因。”

一位村民发现尸体后,向县公安局军管会报案。军管会的政教员在当天对该案进行了初步调查,并作了报告中的笔录。案发前一天——7月15日,湖岸举行了一场由当地小学组织,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的活动。约有三个年级、近八十名学生及其老师参加。

学校的调查显示,没有家长报告学生失踪。所有在学学生都于次日正常到校上课。尽管案卷所含信息极为有限,但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受害者并非本地学校的学生。此后警方也未接到任何失踪人口的报案。

196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就在之前一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并在翌年达到高潮。各级政府机构,包括公安系统,几乎陷入瘫痪。社会陷入混乱,军队进驻各级政府,维持秩序。

案件就发生在军管会接管全国各地政权的时期。难怪一个少女的死亡未能引起太多关注,也难怪这份案卷中仅有寥寥数页记录。


4

连续两天,他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忘了湖岸谋杀案。周一一早,城郊一处工地电缆被盗的报案传来,他带着队员踩进泥泞的现场,半蹲着拨弄散落的绝缘皮条,切口平整——一看就是老手干的活儿。

下午,他在三个附近废品收购站的监控录像前耗了大半天,眯着眼盯屏幕半小时,终于从轮胎花纹辨认出那辆小货车——是常在这一带收废品的张某的车。

第二天本该轮休,副局长却把他叫去参加邻县系列盗窃案的联合分析会。路上,妻子打来两通电话——女儿的小升初志愿还没来得及和她好好商量。此刻,他正蹲在派出所调解室门口,等着民警调解完两户村民的宅基地纠纷,好确认其中一人是否与旧案嫌疑人有亲属关系。

一旦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出来,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那个湖岸案。那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不上来——却总忍不住去想。是不是因为干了二十年,追了太多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像很多老刑警一样,开始有了疲劳感,渴望办一件更刺激、更有意义的大案?还是这案子触及了他内心更深的某个角落?毕竟,他是在这里长大、工作了一辈子,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的事,搅动起很多被日常事务淹没太久了的往事。

他又一次盯着案卷发呆。到现在,那五页笔录他早就能背下来。那样几页泛泛的的描述,又缺乏生物验证材料的支持,作为证据,几乎无任何价值。但那两幅铅笔素描呢?

那两幅素描,第一次看到就印象深刻。画这些素描的人,显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绘画技艺。作者是谁?负责最初调查的军管会政教员是素描最可能的作者。毕竟,除了他,唯一知情的另一个人就只是誊写员。但要是誊写员和这个军管干部不是同一个人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毕竟,军管会的干部们大多不做文书工作,会打字的,恐怕就更凤毛麟角了。

另一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那幅素描的内容。

如果这幅素描之所以收录在案卷中,是因为可以作为证据的话,仅只是一只手,又不是受害者本人的画像,能说明多大问题?有必要收入到档案里来吗?至少另一幅素描画的是湖岸,把它收到档案里来,还可以理解,至少可以理解为是对尸体发现地点的形象化描述。

但这个理由显然不适用于这副素描。为什么只是一只手, 而不是受害者?难道这只是巧合?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混乱的年代。就算是吧。要假设办公室里当年有人喜欢涂鸦,随手乱画的东西,不知怎么着在混乱中给收进了案卷。也未免太凑巧了吧。

一份谋杀案卷里,两幅素描,其中一幅分明是对案发现场的精确描绘,同样的风格,装在同一个案卷里,不可能纯属偶然。它们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必然有其原因。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有种感觉,这个案子的关键,就藏在那两幅素描里。如果他能弄清谁是素描画的作者,搞个水落石出虽不大可能,上央视就更不用想了,但他至少会得个机会理解这个案子。就算是个梦想,一盘残棋的挑战吧,值得追究一下。

他想起了局里的老周——一位在岗四十年的“老档案”,综合科的,经历过多次运动,又赶上过改革开放。几年前才退休。


5

他对这段湖岸不熟悉。来回走了一阵之后,正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老周忽然从一棵老榕树后面走了出来,吓了他一跳。

“吓到你了,民警同志?”老周笑着说。

“哦,您好,嗯。”他有些语无伦次。

“坐,坐,随便坐。”老周重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却没有去拿他的鱼竿。“暖壶在这儿,自己倒茶喝!”

他在地上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眼睛都望着眼前的景色——午后的天空,开阔的湖面,远处地平线上的群山。

“昨天接到你电话后,”老周开口道,“我跟自己说,哎呀,这辈子都快过去了,没想到还有人会来问那个案子。我心想了,在家说话,还不如来这里说。我钓鱼的老地方!”

“您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案卷?”他问。

“只知道当年案发后有人简单处理过,”老周说,“但不知道还留了案卷。居然还有这么个东西,还居然让你们找到了,我算是服了,原以为局里的事,没有我老周不知道的!”

“军管会接管时,您在综合科工作,”他顿了顿,“跟军管会的干部共事是什么感觉?”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电话里,”老周终于开口,“你问过我这案子是谁负责的。以前也不愿意去多想它。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说说也无妨。他是政教员,日常事务基本都归他管,不是那位营长。”

“这案子就他一个人调查的?”

“是他负责,但也谈不上‘调查’。1968年是个疯狂年头,局里资历老的都被撤了职,或者成了人民公敌。人手少,大家也害怕。案子没人报,即便报了也没人细查,大家都忙着搞革命。”

“案卷里的材料,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他说。

“现在想起来,他对这案子确实上过心,”老周点点头,“即使在那个年代,我也感觉这挺反常的,因为他是个忙人… 你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知识分子型的,挺内敛寡言,爱看书、会写字,不是所有军人都能做到这些。”

“他会画画吗?”他问,“我指的是画个铅笔素描之类的。”

“人挺有才的!”老周说,“会画画,画得也很好,当年局里的年轻人写个大字报,画个讽刺漫画,开批斗大会,都找他帮忙。现在想想,他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

“军管会撤销后,他去哪儿了?”

“军管会也就两三年,后来被革委会取代,革委会是地方干部,不是军人。军管会有些人回了部队,有些转了业留在地方上。他是少数留下来的,还听说几年前去世了。”

“他家里还有人吗?”

“他是有家的人,我见过他老婆一两次,不过好像没孩子。”

天色渐晚,风渐渐大了,两人起身准备离开。

“最后还有个问题要请教您,”他有些迟疑,“您记不记得尸体发现后怎么处理的吗?”

“抬是抬回来了,但一两天就处理掉了。没做什么如今叫做法医鉴定的事儿——没人会做,也找不到人做。县医院也在闹革命。火化厂我们县是九十年代才有的。”

“那……埋哪儿了?”

“哈哈,”老周笑了,“还能哪儿?就埋在咱县城西边山脚下的刑场,以前枪毙犯人的地方,又埋犯人,又埋无人认领的尸体。”

“哦,我脑子这个弯没有转过来,明明知道的事,怎么一下子不清楚了。”他有些不好意思。

分别前,老周对他说:“我认识你已故的父亲。”停了片刻。“他是个好人。以后有事,来这儿找我就行。”


6

坐在他对面的老妇人虽然年迈,却依然显得硬朗,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来自山西或河北一带。递茶给他的双手,透露出农村背景。她性格热情,举止淳朴,说话节奏稍显缓慢。他估摸她大约六十五岁。

“人老啦。”老妇人笑着说,双手一下一下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力气之大让人吃惊。“手脚都不中用了。”

他告诉她自己是局里的,今天来并不是为了公事。老妇人毫不犹豫地让他进了屋,似乎很高兴有人来聊天。

“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老妇人说,“老伴去世后,矿上还让我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感谢领导们……你说我老伴啊,对,他退休前是矿上的领导。那和当兵的时候可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住在部队大院里,跟其他军属在一起,后来调到这个县,他在公安局工作过一阵子,然后才到矿上。听说矿上现在不太景气,很多年轻人干不下去,都跑到城里去了。这周围啊,安静了不少……”

矿区离县城大约五公里,近些年的变化谁都无法忽视。矿一旦关闭,旁边的加工厂也随之倒闭。很多人都已经听天由命,不再去琢磨这些变化,更别提猜测未来会怎样了。

他把案卷放在小茶几上,从中抽出那张画着手的素描,递给老妇人看。

“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他说。

老妇人接过去,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说:“这不是照片吧?看着像只手,是画的。”她把画还给他,“我这眼睛啊,不中用了。”

“您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吗?”他一边问,一边把素描放下。

老妇人低下了头,停止了拍打膝盖,沉默了,脸上的笑意也慢慢消失了。

“我那口子以前就爱画这种手的素描,”她说,“那是他喜欢做的事。我有时候碰巧撞见过,但他不爱让我问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一直没多嘴。我啊,就是个农村妇女,军属,没文化。”

“您觉得他会不会留下什么画作?”他见她情绪平复后,又问道。

“他留下些东西,”老妇人说,“我全都收着,也没想过以后要怎么处理。”

“我可以看看吗?”他试探着问,知道这个请求有些冒昧,要是追究起来,也有违规的可能。

老妇人挺直率的,没有反对。

“我们没孩子啊,”她一边领着他走向卧室,一边说,“我哪天走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谁会管了。”

猩红色的衣柜顶上放着一个老式的棕色行李箱。她指了指行李箱,便回了客厅,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里。

他把行李箱拿下来放在地上。那是二、三十年前常见的棕色行李箱,不少人家可能现在还存着几个。箱子很轻,顶盖有些塌陷,可能是因为里面东西不多。锁扣很容易就拉开了,原本也不是为了防止别人打开。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沓用绳子捆着的薄纸。他掀开上面空白的那张,下面露出一幅画着手的铅笔素描,手腕上戴着一只玉镯,和案卷里的那张画很相似。他又翻了一张,还是画着手的素描。他感觉透不过气来。兴奋之中,他没有细数,但至少有六七张画。

碳笔素描旁边是一个黑色圆形的的首饰盒,天鹅绒表面已显旧。他轻轻打开盒子。是一只浅绿色的玉镯——即使是对珠宝一窍不通的他来说,这玉镯也是说不出来的美丽。他刚要把首饰盒放下,想了想,没放,看了一下背面。商铺的名字不像解放后一般商店的名字。可能是个传家宝。

正要放下首饰盒时,他注意到一个老式的棕色办公信封。他拿起来,用拇指轻轻按压,试探着估量里面的东西。不像是纸,也不像布条,感觉轻飘飘的,没有固定的形状,像是毛发一类东西。

一阵反胃的感觉从身体深处翻涌上来,恶心感让他无法继续翻查下去。


7

自从那次在矿区拜访了老妇人之后,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迷茫,内心似乎失去了依托。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容易走神,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办公隔间里,疏远了同事,常常显得心不在焉——这一变化,同事们也有所察觉。

有一阵子,他沉迷于研究中国警察制服的演变,尤其对1966式制服格外着迷。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款制服几乎与军装毫无区别。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不但被这种设计的简洁所吸引,还在心底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后来,他偶然看到了一张老照片,那画面深深地吸引了他。

又开始对文革时期的音乐有些着迷。小时候家后面有一家轮胎厂。每天中午,工厂的高音喇叭准时响起,总是两种音乐:一种是革命歌曲,激昂高亢,像军乐队的演奏;另一种则是改编自藏族调子的歌曲,空旷辽阔、悲而不伤,充满思念的旋律。最近上班,有时候借女儿的索尼磁带机,放一些老歌曲。

以前从来没对珠宝感过兴趣的人,最近忽然开始对珠宝着起迷来,尤其是对于玉镯子。要是他看见一个女同事带手镯的,就会忍不住要多看几眼那只手。走在街上或者商店里也是这样。

他发现玉镯子这个东西,在有些女人的身上显得特别相配。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荒唐的念头。就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理论之类。有时候他想,玉镯子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少女才戴?但随便一观察,就知道带玉镯子的人,不少是上了年纪的。刚要下结论,说,“看来年轻妇女不戴这个东西,” 一进商店,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一个年轻女人,手上带着一个玉镯子。

偶尔,早晨妻子坐在梳妆台前化妆时,他会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看她——这可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

“哟,怎么了,老伴?”妻子打趣道,“没见过你老婆在梳妆台前打扮吗?”

“你有玉镯子吗?”有一天早晨,他突然问道。

“有好几个呢,”妻子回答道,“怎么了?你不给我买,我还不能给自己买吗?”

“哦,没什么!”他敷衍地笑了笑,“随口问问。”

一天,他在本地寺庙附近执勤时,注意到寺门外有一家珠宝店。鬼使神差,他走了进去,向店员问了几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非但没有解开他的疑惑,反而让他更加迷茫了。


8

他来到湖边,那个曾与老周见面的地方,希望能再次见到这位老人。没有看到老周,没有看到他的鱼竿,也没有看见平时浸在水中的笆笼。他在岸边徘徊了一会儿,最终决定沿着湖岸散步。

一池湖水,可以如此柔顺平和,天真无邪,无事人一般。仿佛从未隐藏过秘密,从未吞噬过生命,也从未掀起过波澜。他最早记忆中的湖水,一直都是这样——安宁而静谧。但细想来,这只能是它其中的一个面目。这一池湖水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其中也曾有过死亡,有过漂浮的尸体,见证过谋杀。

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惊涛骇浪终将污秽洗净”,“大浪淘沙”,还是“水能净化一切”?不管怎么说吧,此刻,他望着平静的湖面,仍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平和的地方,也曾被难以言说的罪恶触及过。

说到底,人生不也如此吗?有美好,也有丑陋,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怎么能是十全十美。未曾想到,自己一个做人民警察的,也有一天会在这里想这些哲学问题。想起来有些好笑。无论如何吧,如今,自己已年过四十,有一事似乎已成定局——他不会离开这里了。不管是命运使然,还是自身选择,这里将是他度过余生的地方。而他对此毫无遗憾。这里一直是他的家,也将永远如此。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当他退休了,他也会像老周一样,一壶茶,一根鱼杆,独钓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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