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草果，玉镯子， – Yego’s Chronicles

1 就有那么一刻，也就是转瞬之间，一切落入沉寂——风骤止，湖面平静如镜，高高的洋草果树静立不动。静寂里，耳中仿佛听见了什么——一声轻微的响动，或许是一声哭泣。但来之无影，去也无踪，犹如从未发生。天高且远，云疏而淡。远方，山与湖相接之处，一抹薄雾。他取出腋下夹着的牛皮纸信封，从中取出一叶纸。一张铅笔素描。纸张发黄起皱，边角破损，已无原作碳铅的新润。一幅素描。三十年前发现女尸的地点。素描作者的位置，无疑就是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里湖水的深度，三十年来没有变过。水深齐膝。为什么选择站在水中做这幅素描？想不出有什么道理。难以想象，三十年前七月的一个下午，如今这片荒凉的湖滩上，曾聚集了近八十名吵吵嚷嚷，身穿泳装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这个沙滩上，当天曾经红旗招展；湖岸边这些树干上，曾经悬挂着无数横幅，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谁又会想到，庆祝活动的第二天下午，又会在这里发现一具少女的尸体。“那个久远以前永久的下午。”他自言自语。他涉过齐膝的浅水，缓步走向湖岸边最近的一片洋草果树林。人在右边的第三棵树前停下。从牛皮纸信封中取出另一张纸——一页像是从口袋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字迹潦草，显然是记录者匆忙写下的。上面写着： “女尸一具，初中年龄，半没于稻田边灌溉渠。” 湖岸及周围的景象这么多年几乎未曾改变，笔记中的描述与眼前的景象一一对应，准确得令人惊讶。很快，风又吹起来了。湖面泛起涟漪，草果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他拉紧了制服的衣领，最后看了一眼那三棵树旁的水沟，随即转身，朝停放摩托车的土路走去。 2 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翻阅这个案卷了。总共就是五页纸：两页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敲出的案情简报，三张有手写文字的信笺纸。钢笔字在纸上已晕成蓝色墨渍。底部盖着“革命领导小组”的印章，颜色也早已褪成暗褐色。除此之外，案卷中还有两幅铅笔素描：一幅画的是他当天下午才去过的湖岸，另一幅是未完成的素描，绘的是一只戴玉镯的手，纤弱细小，明显是一个女子的手。七张纸，这就是整起刑事案的全部案卷材料。他喝口茶，将杯子放回桌上。旁边是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有的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处是两个蓝黑墨水写的字：“绝密”，日期为 1968 年7月16日。档案袋背面有钢印痕迹——那是当年军管会专用的封缄。这个陈年积压案的发现纯属偶然。就在一周前，县公安局搬出了那栋蜗居了三十多年的苏式老楼，搬进了政府机构改革后新建成的五层办公楼。搬迁当天，从那个被称为“档案室”的老旧地库里翻出了大量尘封的旧资料，其中就有这份档案。本应该在1982年档案清理时就销毁掉的材料，不知为何得以幸存下来。去问档案室，也没人能解释其中缘由。窗外，雨幕之后，新落成的五层办公楼在铝合金窗框的冷光映照下闪闪发亮。他凝视着手中这份诞生于自己刚上小学那会儿的案卷，感觉后颈上一阵凉意袭来。 3 起草此案卷的办案人员是县公安局军管会一位成员。此人中校军衔，当时职务为政教员。案卷中的所有文件上都有他的签名，唯独两幅铅笔素描未署名，也无日期。打印稿和手写稿在内容上大体一致，但在个别措辞上略有不同。很可能是打印报告的人以手写稿为基础进行整理。两者结合起来，勾勒出一起谋杀案的简要描述： “日期：1968年7月16日。地点：湖岸。死者：女性。年龄：约在13至16岁之间。死因：待定。颈部有勒痕，不能确认为致命原因。” 一位村民发现尸体后，向县公安局军管会报案。军管会的政教员在当天对该案进行了初步调查，并作了报告中的笔录。案发前一天——7月15日，湖岸举行了一场由当地小学组织，庆祝毛主席横渡长江两周年的活动。约有三个年级、近八十名学生及其老师参加。学校的调查显示，没有家长报告学生失踪。所有在学学生都于次日正常到校上课。尽管案卷所含信息极为有限，但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受害者并非本地学校的学生。此后警方也未接到任何失踪人口的报案。 196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就在之前一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并在翌年达到高潮。各级政府机构，包括公安系统，几乎陷入瘫痪。社会陷入混乱，军队进驻各级政府，维持秩序。案件就发生在军管会接管全国各地政权的时期。难怪一个少女的死亡未能引起太多关注，也难怪这份案卷中仅有寥寥数页记录。 4 连续两天，他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忘了湖岸谋杀案。周一一早，城郊一处工地电缆被盗的报案传来，他带着队员踩进泥泞的现场，半蹲着拨弄散落的绝缘皮条，切口平整——一看就是老手干的活儿。下午，他在三个附近废品收购站的监控录像前耗了大半天，眯着眼盯屏幕半小时，终于从轮胎花纹辨认出那辆小货车——是常在这一带收废品的张某的车。第二天本该轮休，副局长却把他叫去参加邻县系列盗窃案的联合分析会。路上，妻子打来两通电话——女儿的小升初志愿还没来得及和她好好商量。此刻，他正蹲在派出所调解室门口，等着民警调解完两户村民的宅基地纠纷，好确认其中一人是否与旧案嫌疑人有亲属关系。一旦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出来，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那个湖岸案。那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不上来——却总忍不住去想。是不是因为干了二十年，追了太多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像很多老刑警一样，开始有了疲劳感，渴望办一件更刺激、更有意义的大案？还是这案子触及了他内心更深的某个角落？毕竟，他是在这里长大、工作了一辈子，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的事，搅动起很多被日常事务淹没太久了的往事。他又一次盯着案卷发呆。到现在，那五页笔录他早就能背下来。那样几页泛泛的的描述，又缺乏生物验证材料的支持，作为证据，几乎无任何价值。但那两幅铅笔素描呢？那两幅素描，第一次看到就印象深刻。画这些素描的人，显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娴熟的绘画技艺。作者是谁？负责最初调查的军管会政教员是素描最可能的作者。毕竟，除了他，唯一知情的另一个人就只是誊写员。但要是誊写员和这个军管干部不是同一个人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毕竟，军管会的干部们大多不做文书工作，会打字的，恐怕就更凤毛麟角了。另一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那幅素描的内容。如果这幅素描之所以收录在案卷中，是因为可以作为证据的话，仅只是一只手，又不是受害者本人的画像，能说明多大问题？有必要收入到档案里来吗？至少另一幅素描画的是湖岸，把它收到档案里来，还可以理解，至少可以理解为是对尸体发现地点的形象化描述。但这个理由显然不适用于这副素描。为什么只是一只手，而不是受害者？难道这只是巧合？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混乱的年代。就算是吧。要假设办公室里当年有人喜欢涂鸦，随手乱画的东西，不知怎么着在混乱中给收进了案卷。也未免太凑巧了吧。一份谋杀案卷里，两幅素描，其中一幅分明是对案发现场的精确描绘，同样的风格，装在同一个案卷里，不可能纯属偶然。它们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必然有其原因。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有种感觉，这个案子的关键，就藏在那两幅素描里。如果他能弄清谁是素描画的作者，搞个水落石出虽不大可能，上央视就更不用想了，但他至少会得个机会理解这个案子。就算是个梦想，一盘残棋的挑战吧，值得追究一下。他想起了局里的老周——一位在岗四十年的“老档案”，综合科的，经历过多次运动，又赶上过改革开放。几年前才退休。 5 他对这段湖岸不熟悉。来回走了一阵之后，正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老周忽然从一棵老榕树后面走了出来，吓了他一跳。 “吓到你了，民警同志？”老周笑着说。 “哦，您好，嗯。”他有些语无伦次。 “坐，坐，随便坐。”老周重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却没有去拿他的鱼竿。“暖壶在这儿，自己倒茶喝！” 他在地上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眼睛都望着眼前的景色——午后的天空，开阔的湖面，远处地平线上的群山。 “昨天接到你电话后，”老周开口道，“我跟自己说，哎呀，这辈子都快过去了，没想到还有人会来问那个案子。我心想了，在家说话，还不如来这里说。我钓鱼的老地方！” “您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案卷？”他问。 “只知道当年案发后有人简单处理过，”老周说，“但不知道还留了案卷。居然还有这么个东西，还居然让你们找到了，我算是服了，原以为局里的事，没有我老周不知道的！” “军管会接管时，您在综合科工作，”他顿了顿，“跟军管会的干部共事是什么感觉？”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一会儿。 “电话里，”老周终于开口，“你问过我这案子是谁负责的。以前也不愿意去多想它。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说说也无妨。他是政教员，日常事务基本都归他管，不是那位营长。” “这案子就他一个人调查的？” “是他负责，但也谈不上‘调查’。1968年是个疯狂年头，局里资历老的都被撤了职，或者成了人民公敌。人手少，大家也害怕。案子没人报，即便报了也没人细查，大家都忙着搞革命。” “案卷里的材料，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他说。 “现在想起来，他对这案子确实上过心，”老周点点头，“即使在那个年代，我也感觉这挺反常的，因为他是个忙人… 你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知识分子型的，挺内敛寡言，爱看书、会写字，不是所有军人都能做到这些。”Continue reading “高高的洋草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