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工拿着手铃，从他那间巴掌大的小屋里走出来，开始桄榔桄榔摇。
铃声清脆响亮，在围墙圈起的院子里回荡，在我们初中教室之间久久萦绕。这正是我们盼了一上午的时刻。大家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争先恐后地朝门口挤去。
是一月里一个晴朗的上午。太阳刚刚爬过院子对面马厩的屋顶，地上的草还覆着厚厚一层白霜。每一根草叶都挂着细小的霜晶，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微光。晒不到太阳的地方，空气依旧冷得刺骨。
大家都抢着往走廊有阳光的地方站。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学校正在翻修五连——我们那排五间连在一起的教室。我们教室门外的走廊上堆满了木料和瓦片，占去了大半地方。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真正能站在太阳底下取暖的位置根本不够。有的人占到了最好的地方；有的人只能让太阳晒到脑袋和肩膀；还有的人，只能老老实实站在阴影里挨冻。
我们大多数人穿的都是已经嫌短的衣服，或者衣服本来就不够厚。有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不少男生穿着解放鞋，连袜子都没有；还有人的鞋尖已经磨出了洞。
大家都知道，到了中午，寒气自然会散，地上的霜也会化，到那时候，谁也不会再想起早晨这股钻骨头的冷。可就在那一刻，大家都冻得微微发抖。哪怕只有一缕阳光，都觉得甘甜。
占着最好一块阳光地盘的是疤脸，绰号比美国电影《疤脸》里的疤脸早许多年。疤脸有半截烟屁股藏在一只袖子里，另一只手在肚囊皮的口袋里搜炒瓜子，或者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肚囊皮的父亲在税务局上班，不知为什么，他身上似乎总有值得霸道的捣蛋学生去搜的东西。疤脸明明站在走廊上最令人眼红的位置，却好像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没有太阳，对他来说似乎都无所谓。
离他不远，东家一个人坐在高高的一堆木料上，独自抽着烟，在想心事。
再过去一点，站着另外四个男孩：老古、小瘪，隔壁十八班的苏修，还有一个直到毕业都没落下外号的人。那个没有外号的男生比其他几个人高出一截，正绘声绘色的给他们讲成年人在关起来的门后面干的事，把另外几个听得一愣一愣的。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是附近山里的少数民族孩子，有个叫余达七，不过人人都叫他柴达木；有个叫刘德华，又叫人家奶瓜。还有来自双河、夕阳的，说彝族话，咪唑咪唑，也说汉话，个吃饭啦。
和我们这些镇上的孩子不同，他们住在学校宿舍里。因为是外乡人，他们平日里总是低调，不愿招惹什么麻烦。有一回，我和一个学友在湖边碰见他们。当时他们正在一段到处都是水鞭杆蛇的沟渠里放水捉鱼。我那个哥们算得上学校里的小霸王，当场就要挟人家，非要向他们要一份鱼。比较无耻。我至今想起那件事，还觉得脸上发热。
像这样的冬天上午，这些山里人最后总是只能站到剩下的地方——那些没有阳光的阴影里。
别人都在晒太阳，或者认命地站在阴凉处，我却不知中了什么邪，偏偏跟教室门旁那扇窗户较起劲来。我一下一下把它猛地摔过去，等它自己荡回来，再猛地摔过去。那扇窗和整栋楼里的其他窗户一样，大得可以过一个站立的人，又一格一格分成许多小窗棂，但却没有一块玻璃。没有玻璃，不是因为疤脸、把头、老古、或小人把玻璃打碎了。那些窗户，从来就没有装过玻璃。
那天早晨，我也不知道自己重了什么邪，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摔着那扇来回摆动的窗户。
站在旁边的是一个叫李玉琼的女孩。一张鹅蛋脸，人秀秀气气的，总是给人干干净净的感觉。她睁大眼睛望着我摔窗户，脸上满是惊愕，仿佛眼前发生的是一件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怪事。
就在我发神经，在那里使劲晃那扇本来已经歪歪斜斜挂在窗框上的窗户时，老安泰站在我左边不远处晒太阳。他右臂打着石膏，吊在挂在脖子上的三角巾里。
他本名安志高，是附近村里的孩子。那年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正好有一篇介绍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俄斯的课文。也不知道是谁先指了指安志高。既因为他姓安，又因为他长得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大，这个外号简直再贴切不过。从那以后，他就成了老安泰。
他是在一次踢足球时摔断了胳膊。一堆同学围着他，把他送到我妈工作的县医院。可那时候，医院里会治跌打骨折的，并不是什么受过正规训练的骨科医生，只是个接骨庸医。打完石膏一星期左右，安泰断骨的地方开始冒出几个小洞，脓水一点一点往外流。
后来，那条胳膊就这么废了。
可怜的安泰俄斯。
太阳晒得正暖和，就见一个男孩从从围墙那边的厕所出来，朝这边走来。
那是周瓜皮。
瞧瞧这个娘娘腔的小少爷！
我们大多数人穿的是磨破了的解放鞋，衣服也短得露出手腕和脚踝，周瓜皮却穿着一件漂亮的夹克，脚上蹬着一双翻毛皮靴。真皮靴。那种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靴子。
可人家家里开着镇上唯一的一家药店。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家人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他们家似乎永远不缺东西，总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小时候，我甚至隐隐觉得，他们一家人像是从另一个省来的，又或者，根本就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更奇怪的是，不像肚囊皮，似乎从来没有人去欺负周瓜皮。疤脸不会，秃头不会，把头也不会。他就那么安安稳稳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课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沿着小路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一只手拿着教鞭，一只手捧着粉笔盒。
那是我们的班主任。
她二十四岁，留着一头短发，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仿佛心里藏着一件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高兴事。
下一节课十点钟开始，是政治课，是她的课。
在她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之前，我们的班主任是黄老师。我们都喜欢黄老师。他调走那天，我们一群人围在他的宿舍门口，求他不要离开我们。可黄老师还是走了。
后来我们为什么那样欺负这位新来的班主任，我说不清。也许大家觉得都是因为她，黄老师才走的。不过也许是因为我们当时才十三岁，正是最调皮捣蛋的年纪。
总之，她来的头几个星期，我们让她遭了不少罪。
有一天，上课铃已经响过了，把头才进教室来，手里牵着匹马，院子对面马厩里的整来的。他牵着马在教室里转了几圈，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把马牵了出去。
新班主任气得哭起来。而我们却笑得前仰后合。
又有一天，数学老师病了。走进教室的代课老师，竟然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室里顿时嗡的一声。有人撇嘴，有人偷笑，也有人一脸不屑。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题：
已知 x＝3，y＝4，求 2x＋3y 的值。
那堂课，就这样上完了。可从那个早晨开始，她却有了另一个名字。
三歪。
这个外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如今已经没人说得清了。大概和 3y 有关。3y 听起来像“三歪”。人家本来人长得好好的，但在一屋子十三岁男孩子眼里，把他们喜欢的黄老师替代了的这个女老师，眼睛、鼻子、嘴，哪里都不对劲，三样都不对劲，都歪。
后来，她终于知道了我们背后叫她什么。她又哭了。可是，再多的眼泪，也没能把这个名字洗掉。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大家提起她，仍然记得她是三歪。
至于那天她代课的那位数学老师……
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Yego’s Chronic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