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追忆的第四个

мать

1

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天,在纽约上州的小城尤蒂卡,我看了不是三部,而是四部苏联电影。肯定是四部,不会只是三部。我知道自己没有记错的,也不会记错的啦。这种事情,是不会弄错的。要是连这种事都会弄错,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那就跟把自己是谁都搞糊涂了一样,就跟我以为自己是伊凡·韦利科波尔斯基,或者以为伊凡·韦利科波尔斯基就是黄昏的天空里响起的那一声欢快的枪响一样。那不是发疯吗?那不就是脑子出问题了麽。可我没发疯,脑子也没有出问题。

我看了《安德烈·鲁布廖夫》、《白鹤飞翔》,《士兵之歌》,还有第四部,叫什么名来着?全是黑白片。全是苏联电影。

泥泞。瘫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坐货运列车回家。在凯旋归来的士兵里,徒然寻找昔日的所爱。

可是第四部是什么?

片名就在那里。就在嘴边。再给我一分钟,我肯定就会想起来。

我无丝毫怀疑,一种深入骨髓的确信,这第四部,和另外三部一样,也是黑白片。而且,和另外三部一样,直到今天,不用闭眼,我就能够清楚看见里面的画面:深秋的草地,弯着身子的白桦树,剥落的桦树皮;清澈的小溪静静流过枯黄的草丛;远处,俄罗斯秋日澄澈的天空,几朵浮云。不知什么地方,一支曲子悬在空中:

Bozhe, khrani svyatuyu Rus.

2

电视机是旧的,就跟我在上面放的那些电影一样。其实,丹诺姆街这栋房子里什么都是旧的,包括房子本身。电视机下面那张桌子雕着繁复的花纹,窗户上的玻璃画着彩画,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那盏灯,灯罩也是彩绘的。

每次看完电影起身上楼,脚踩上去,木头楼梯就吱吱响。在一个只有四摄氏度多一点的房间里坐在地板上看几个小时电影,两条腿的关节都僵了。这栋房子盖的时候,大概还没有什么节能的概念,而我又想省一点暖气费,所以恒温器能调多低就调多低,只要水管不至于冻裂就行。

那是2005年1月,美国纽约上州的一座小城。

就在几个月前,我接受了城里一所大学的工作。现在,家人留在了密执根,我一个人住进了这栋老房子。房子是我一个还未曾谋面的同事租给我的。他是教欧洲史的,那一学期休假,和他的匈牙利妻子去了欧洲。

1月19日,星期三,新学期开学。

星期五,新学期才上了三天课。回家以前,我到学校的媒体中心去了一趟,借了一部电影,一套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布廖夫》。整整三盒VHS录像带。

车开进那间与房子分开的车库,我停好车,开始朝房子的侧门走去。已经有雪花在空中飞舞。我抬起头,看到房子四周那些高高的大树。光秃秃的枝条刺向天空。再往上,是灰色的天,还有低低压下来的云,颜色泛红,有些异样。心里忽然觉得沉甸甸的,却又说不清为什么。

然后,雪就来了。整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场大雪席卷了这一带。到星期天早晨七点,尤蒂卡的积雪已经超过十英寸。附近的新哈特福德和马西,下了整整一英尺。

醒来的时候,冷得刺骨。房间里亮得有些诡异。四周一片寂静。

这就是昨天地方电台里一整天在讲的暴风雪吗?

我下了楼,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皑皑白雪,无处不是。车道上是雪,草坪上是雪,隔壁人家的屋顶上是雪,老树光秃秃的枝条上也是雪。而且还在下。

我在房子里踱了一阵步。书房里,书架旁边,立着同事的一架竖琴。我走过时,随手拨了一根弦。然后回到客厅。这时才想起来昨天带回来的那几盒录像带。

我打开电视,把第一盒录像带塞进VHS录像机,在电视机跟前的地毯上坐了下来。

泥泞。马匹。光秃秃的教堂墙壁。一个瘦削、蓄着长胡子的俄罗斯男人,坐在一面干干净净的教堂墙壁前,像是陷入了沉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几个小时都过去了。还是那个蓄着胡子的修士,低着眼睛,身子几乎没有动过。仍然陷在自己的思绪里。那是一张被自己的思想弄得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的脸。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根本无法从思想造成的瘫痪中挣脱出来。

光秃秃的教堂墙壁。泥泞。马匹。远处,一条河,一片黑沉沉的土地。

旷古的荒寂。

两条腿已经坐僵了。我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屋里光线昏暗。墙上挂着几幅小小的带框的画: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风景,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座村庄,一座桥,一片斜阳。远处的墙角摆着一架老钢琴。我走过时,按了一个琴键,心思却不知道在哪里。又按了一下。

Moderato cantabile.

如歌的行板。

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外面没有风。雪还在下。我又回去看电影。

鲁布廖夫,也许是位圣徒,或是个修士,或是个穆季克,或是只迷途的羔羊,不管是什么吧,一个人坐在那里,在天知道什么年代、在个连上帝也将之抛弃了的俄罗斯的某个荒凉地方。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人一动不动。

中世纪城门外,还是那些泥泞,半融的雪,缓慢移动的劳工,还有他们同样缓慢移动的马。

我的脑子都麻木了。偶尔,心中会有一个极其微弱、几乎察觉不到的念头升起来,也许是个欲望,也许只是个愿望。像个微弱的涟漪,想要在结了冰的池塘上荡一个圆圈,还没有起来,就已经无踪无影。

我不知道,现在也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我究竟有没有哪怕一点想知道的欲望:电视里这个穿着修士袍的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3

一月的那场大雪已经过去好几天,小城还在一点一点把自己从雪堆里挖出来。

在学校上了一天课,傍晚时分,我回到丹诺姆街的那栋房子。把车停进车库。车库门在身后缓缓落下,我朝厨房的门走去。

我抬起头。

铲起来的积雪沿着街道和人行道堆得高高的,树干的下半截都埋在里面。头顶上,几只乌鸦盘旋着,嘎嘎地叫。

走上厨房门口的台阶,我跺了跺靴子上的雪。

我想,要是邮递服务已经恢复,那应该就是今天了。我订的那部电影,这时候应该已经躺在前门里面的地板上,就在那个熟悉的Netflix红色小信封里,等着我。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些俄罗斯的东西。

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学校里有一间很小、却总是挤满人的报刊阅览室。读者一个挨一个,肩肘相接,读报纸的看时事,读文学的继续头晚未做完的梦。现在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难想象,像文学这样私密的东西,当年竟是在那么公共的地方读的。坐在你旁边的读者,连他的呼吸声你都听得见。

就是在那间小阅览室里,我读了一个故事。几个苏维埃地质队员在野外工作,其中一男一女两个工程师在一顶帐篷里幽会时,抓到了一只兔子。小兔子的心,在两人的手里怦怦跳动,又急又快。

也就是在那间拥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阅览室里,我读了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透过那个年轻女士兵的眼睛,我看着清晨蔚蓝的天空,知道自己正在一点一点沉进沼泽,泥水已经渗到胸部。我心中无比诧异,今晨的天何以如此蔚蓝,云为什么会这么洁白。

早在我独自一人坐进尤蒂卡这栋房子以前很多年,俄罗斯就已经进到我的身体里了。

前门里面的地板上,那个我所期待的红色小信封果然躺在那里,在地上,在等我。信封里,是《士兵之歌》。

这么多年过去,那条送年轻士兵阿廖沙·斯克沃尔佐夫回家的乡间土路,我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听说他回来了,村里的妇女们一路奔跑,要去告知他母亲。那个情景,我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可是《士兵之歌》留在我记忆里最深、也最让我一想起这部电影就会看见的,却是那个孤零的母亲,站在一条横穿辽阔大地的乡间土路尽头。在等她的儿子。一个尚未到家,又被战争昭回,永远也回不到家的儿子。

4

最近,我看到一段只有四十秒的家庭录像。一个年轻的俄国女孩,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

是一个家庭场景。饭大概刚吃完,也可能只是茶刚喝过。为了唱歌,她把椅子从桌边拉开了一些,坐在那里。她光着脚。稍远一点,紧靠窗子,还坐着另一个女孩,年纪更小,脸上有智障的迹象,也光着脚。

歌很朴素,唱歌的人也很朴素,歌声却直抵人心。一听就是俄罗斯的歌。不会错。

С сердцем покаянным,
С пламенной молитвою
Припадем к Создателю.
Боже, храни святую Русь.

每一节最后那句,唱得格外特别,始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Bozhe, khrani svyatuyu Rus.

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每当我想到那第四部电影,我仿佛也能在那里听见这句歌声。

哦,对了。我的第三部电影。《白鹤飞翔》。

和《士兵之歌》一样,它也是装在Netflix那个红色的小信封里来的,躺在前门里面冰冷的地板上。

房子是别人的,饭是在别人的厨房里做的,用的是别人的锅碗瓢盆,吃饭用的也是别人的餐具。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从厨房走出来。那里还残留着一点做饭留下的暖气。我走进冰冷的客厅。

维罗妮卡没有找到她的鲍里斯,抬头时,见白鹤飞翔。

为什么是白鹤?又为什么它们偏偏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别的时候,飞离此地,飞往另一个地方?我想象它们的白色,一尘不染,飞翔的姿态,优雅脱俗,它们头顶上的那片空间,高阔纯净,一个二足而无毛的我们永远接近不到的世界。

你在人群里寻找。一张张脸从眼前过去。你找啊,找啊。可是你要找的那张脸,不在那里。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你忍住眼泪。紧紧咬住嘴唇。

然后,你抬起头。

白鹤飞翔。

5

随着这一带慢慢熬过一年头两个月没完没了的严寒,学校里的事情也渐渐忙了起来。

Netflix的红色小信封,还是不多不少,隔些日子就从前门的投信口掉进来。里面的电影,大多数我都看了。大多数现在也已经不记得了。

三月中旬,春假来了。

星期六早晨,我离开丹诺姆街的房子,开车回密执根。名义上是春假,可一路望出去,哪里有半点春意。头一天的雪还盖在地上,车沿着纽约州高速公路一路往西开,不时又有雪花落下来。天空低低地压在公路上。

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家人。两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们了。

从尤蒂卡一路向西,穿过纽约州,在尼亚加拉附近进入加拿大,再横穿安大略省南部,到萨尼亚重新过境,回到密执根。

将近六百英里。

漫长、寒冷、灰暗的晚冬旅程。一路时不时地下着雪。无论朝哪里望,都看不见春天的踪影。过了布法罗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个冬天看过的俄罗斯电影又回到了我的脑子里。鲁布廖夫坐在光秃秃的教堂墙壁前。阿廖沙在回家的路上。维罗妮卡在归来的士兵中寻找鲍里斯。

还有另外那一部。

安大略省南部。一片没有什么特征的土地。我知道自己是在向西开,可是假如这时候突然转九十度,朝南或者朝北继续开下去,我想我根本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同。谁都不会知道。放眼望去,景色全都一样。天空一样。地平线也一样。

开着开着,人开始有些绝望。继续往前开也好,停下来也好,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你开始觉得,你永远也到不了自己要去的地方。这时,阿廖沙母亲的身影又回来了。她一个人站在那条乡间土路的尽头。然后是鲁布廖夫。还有那种思想带来的行动的瘫痪。

还有那第四部电影。叫什么来着?

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会发现,它讲的其实也是上面的这一切——我曾经从书里读到过的,从银幕上看到过的,还有这一生亲眼见过的。只是我希望,它没有那么悲伤,也没有那么无助。

因为,就像那个女孩唱的那样,也许,最终,蒙祂的恩典,众生与我,皆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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